在十二生肖中，虽然蛇的形象及故事不比其他动物大约最生不逢时。鼠和猪的境遇都比蛇好，传统年画有老鼠娶亲、肥猪拱圈的题材，但无论在年画、民歌或童谣中，都基本看不到蛇的影子。
但蛇自有蛇的传奇。宠蛇、耍蛇、祭蛇在历史上并不罕见。最值得骄傲的是，鼠和猪都和美女没有关系，而白娘子乃是白蛇所化。
题作南朝梁人任昉所撰的《述异记》书中，有《蛇市》一条，说：“扬州有蛇市，市人鬻珠玉而杂货蛟布。”蛇市的得名，是有人在此卖蛇、买蛇、耍蛇，而后才形成市场的。不过南朝时的扬州是指金陵，即今天的南京，而不是现在的扬州，当时扬州称广陵。
可是扬州也早就有人把蛇当作宠物了。唐人裴铏《传奇》中有《邓甲》一篇说，唐代宝历年间，茅山道士峭岩有“禁天地蛇术”，据说用这种法术能使蛇听从命令。《邓甲》写道，扬州有人因为耍蛇而成为富翁：“时维扬有毕生，有常弄蛇千条，日戏于阛阓，遂大有资产，而建大第。”唐朝的维扬，当然就是今日的扬州。所谓“阛阓”是指市街商铺。这位毕生养了千余条蛇，每天在闹肆耍蛇，其场面之热闹，收入之丰厚，是可以想见的。他也一定是熟悉蛇性的内行。
在远古时代，人们见面问候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无它乎？”“它”就是蛇。蛇在最初是令人恐惧的一种动物。不仅在中国，在世界各地似乎都是如此。人们熟悉的《圣经》故事里，那个在伊甸园引诱亚当、夏娃偷吃禁果的恶魔，就是化作蛇形的。为了讨好蛇，以便得到蛇的保护，先民们便有了蛇图腾崇拜。中国古代“百越”和“三苗”等一些部落，都以蛇为崇拜对象。摩尔根《古代社会》一书里，提到许多以“蛇氏”、“黑蛇氏”、“响尾蛇氏”为名称的氏族或部落。
在汉代的百戏中，已经有“弄蛇”的节目。弄蛇，即耍蛇，也即蛇戏。从汉代画像石描绘的“弄蛇”场面，我们能够约略知道汉代蛇戏的情形。山东嘉祥武氏祠有这样的汉代画像石：其一，中间设一台，台上盘一蛇，右方有人，高冠后垂，为弄蛇者；其二，中间一人，有大蛇绕身，左右各一人，手执锤状物，面蛇作舞状，三人均为弄蛇者。浙江海宁也有汉代画像石，绘数人作相朴、拳击状，中有一条巨蛇，盘旋腾空，作舞蹈状。
古人认为蛇能被人操纵，是由于它能听懂人话。这类趣事，不乏记载。如宋人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说，广西人喜食巨蟒，每见之，即诵“红娘子”三字，蟒辄不动。且行且诵，以藤蔓系其首于木，然后刺杀之。清人陈鼎《蛇谱》说，蛇不但能够听懂人话，蛇自己也能说人话。如有一种“唤人蛇”，产于广西，伏于草莽间，有行人走过，它就喊道：“何处来？哪里去？”其口音如同中州话。
淮扬一带多水，有利于蛇的生存，所以养蛇的人也多。宣鼎《夜雨秋灯录》说，淮安周木斋，善书嗜饮，疏狂不羁，最喜养蛇，床头厕上，到处是盘曲的蛇。“夏日，先生怯暖，两臂所盘者蛇，腰际所围者蛇，赤足插瓮中者亦蛇也。”如果家中来了不受欢迎的客人，他心生厌恶，只要吹一声口哨，群蛇立刻游至，“客狂呼大奔，往往有惊破胆者”。
《清稗类钞》中有一篇《三大王捕蟒》，说扬州邵伯东边有个小村，住着农民十数家。咸同年间，村外小庙中有巨蟒盘踞，村中鸡犬时有丢失。夏日，有牧童坐牛背，徜徉游戏，大雨忽至，急忙进庙躲避。才进庙门，就见目光如电，长舌如叉，有斗那么粗的巨蟒，自梁上垂下，牧童大惊而逃。从此后，村人耕牧，都不敢近庙，庄稼亦渐荒废。人们想尽方法也不能驱除蟒害。过了一个月，忽有一少年过此，持三尺剑，跨千里马，对村人说他能治蟒。少年先到小庙转了一周，说：“这个容易。”就命村人拔尽东南大道上的蔓草，凡十里许，不留一茎。次日，少年策马来，入庙斩蟒，蟒受重伤，追噬少年。少年疾驰而去，巨蟒奋力追赶，终因大道上蔓草尽除，巨蟒游动不快，但大家都为少年担心。“忽见尘起如雾，一骑疾驰以来，鲜血沾染殆遍，视马上人左提蟒首，右握宝剑，众皆欢呼争趋迎之。”原来，少年终于为民除了蟒害。村人将蟒首秤了秤，重达六十余斤。
过了几天，捻军过境，其头目人称“三大王”。村人一看，正是那个除蟒的少年。不料捻军被官军打败，“三大王”被捕。第二天，少年首级悬挂军门，村人见之，痛惜不已。这个“三大王”应是扬州一带的驯蛇能手。
从前古运河边有许多龙王庙，龙王的原型其实是蛇。古有“龙蛇之变”一语，出自《庄子》，原是庄子回答弟子的一段话：“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。”龙与蛇外形相似，龙蛇之变比喻做人要能屈能伸。为蛇时要蛰伏地下，与蝼蚁为伍，为龙时要腾飞长空，与鹰隼结伴。
在扬州人崇拜的动物中，龙蛇也是时常变化的。前人记载曾经亲眼见过龙。民国时蔡云万《蛰存斋笔记》有一篇《大王与将军》写道：“清江浦系前清漕运总督驻扎地，向为南北水陆要冲，漕督所掌者以粮运为最重。相传粮艘航海而来，均有神龙护送，虽当水浅舟胶，粮艘一至，运河水能陡涨若干尺，舟即畅行无碍。幼时习闻此语，疑为怪诞不经。年未冠赴淮安应府试时，先大夫锡朋公尚在堂，曾命得暇可顺赴清江浦探友，因往一游，适得见所未见，一释前疑。”接着，作者叙述了自己在淮扬运河亲见“大王”（即龙王）的情景：
粮船启航时，如果觉得胶滞难行，船主即知有异，马上到后艄探视。这时，往往会看到“大王”蟠伏在船舵的横木上。船主随即以朱漆盘呈进，“大王”即蜿蜒自游入盘。这种情景并非在一条船上出现，而是普遍如此。等到各个船主会集，问明情况，就请这些“大王”一起进入一个特大的玻璃盒内。于是报告漕运督署，用漕督的轿子和仪仗将“大王”迎入戏园，恭敬地陈放案上，任人近观。这些“大王”的颜色，大都是灰白、淡黄、栗色或黑色。书中说：“‘大王’形如蛇，无爪，长不逾尺，头有八字白痕，隐然似角。其时共十二条在盒内，立即开锣演戏。”如果人想知道各个“大王”的名字，都用签筒摇签，筒内有黄大王、何大王、杨四将军、陈九龙将军、曹将军等封号。最奇怪的有两点，演戏时，本地文武官员均往拈香，“大王”均伏而不动；惟有漕帅上香时则皆昂首蟠曲，以示不敢当受之意。戏演数出，“大王”就次第不见，不知其何时飞腾而去。蔡云万说：“予目睹如此，可谓奇矣。入民国后，客居清江军署凡九载余，辛酉大水曾有‘大王’出现一次，仅两条。僧人奉于寺中玻璃盒内，半月即自行他去矣。”
《蛰存斋笔记》所说的“大王”，就是旧时船民和官员眼中的“龙王”。人们认为龙王的出现，能够保护运河漕船的安全，所以敬之如神，不但把它请入玻璃盒中，还专门为它演戏。“龙王”在自然界肯定是没有的，所谓“大王”极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蛇类。
关于扬州的龙王庙，清人赵翼《陔馀丛考》中《金龙大王》早就做过考证，说：“江淮一带至潞河，无不有金龙大王庙。按《涌幢小品》，神姓谢，名绪，南宋人，元兵方盛，神以戚畹，愤不乐仕，隐金龙山，筑望云亭自娱。元兵入临安，赴江死，尸僵不坏，乡人瘗之祖庙侧。明祖兵起，神示梦当佑助。会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吕梁洪，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战，元遂大溃。永乐中，凿会通渠，舟楫过河，祷无不应，于是建祠洪上。”这段话说江淮一带的金龙大王庙，祭祀的其实是一位历史人物，名叫谢绪，宋末元初人。谢绪见世道混乱，隐居在金龙山。元兵入侵后，作为宋朝遗民的谢绪不愿投降，赴江而死。后来谢绪不时显灵，仗义人间，只要船民祷告，必有灵验，人们这才在运河两岸建了“金龙大王庙”。今天看来，谢绪固然是真实人物，但是船民把他神化了。运河上的航船，本来充满了危险，船民期望得到神祇的保祐，谢绪正好充当了“龙王”的角色。后来民间流传许多“金龙大王”显灵的故事，全名“延休显应分水龙王之神”。扬州运河沿岸的龙王庙，都缘于此。
几十年前，我从南京调回扬州，从家父研究扬州清曲。因苦于材料难得，不能不费尽周章。当时听父亲说过，民国时人江子余撰有扬州小曲《白蛇传》全本唱词，他亲眼见过其印本。但这种印本唯有尤庆乐先生自存一册，别无所见。从前这一孤本为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章鸣所得，后来当我父亲赴京见到章先生时，他已患上健忘症。
从听说扬州小曲《白蛇传》印本至今，时光过去了几十年，我已不再幻想见到此书。不料书友慕相中告知，他已从网上购得此书的电子本。急忙从头至尾一看，竟如获奇珍，疑心书人缘分，是否前定。
我和小女在《清水出芙蓉——扬州清曲艺术》书中，谈到江子余及其《白蛇传》：“江子余，清末民初时扬州人，扬州清曲作词家，有较高文化水平。雅爱清曲，但不善唱，一生致力于曲目与曲调的创作和改编。江子余所编的《白蛇传》和《珍珠塔》，曾由某书局出版，扬州学人王二丘先生为之作序。尤庆乐先生曾珍藏过一本江子余的《白蛇传》，1962年中央音乐学院章鸣先生来采访扬州清曲时，尤先生将此书慨然赠送。据章鸣先生回忆：江子余编的全部《白蛇传》，共用了五十余个曲牌，与通常所唱的《白蛇传》不同。惜此书未见复本。另一本书《珍珠塔》也难觅踪影。江子余所编唱本，最重通俗。据说他每写一曲，必先念给老人和妇女听，征询意见，看他们能否听懂，如听不懂则再改，直到使普通人听懂为止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还要听取艺人的意见，看词调是否和谐合拍。这种立足于艺人与听众的创作理念，至今值得借鉴。”现在看到了印本《白蛇传》，我才得领略其真实的风采，也才确信家父看过此书。
封面上题“扬州小曲全本白蛇传”。书前有江子余先生肖像，面长有须，乃一老者。肖像下有邗江翟幼泉题诗：“谱就新词人竞夸，文通才调笔生花。谐音合拍歌来好，赚尽江东顾曲家。”接下来是汪二丘的《卷头语》，尤为精彩：“现在大家都提倡‘民间文学’，其实他们所谓‘民间文学’，不过是文人模仿‘民间文学’的面孔。他的思想，还是从他读的书本中出来，何尝是真正‘民间文学’。我的老友江子余先生，他本是商界中人。他读书不多，并且识字有限，他本着他的经验阅历，把社会上的一切情态描写出来，放在他所著的《白蛇传》小曲里面，这才是真正‘民间文学’呢！他做这个小曲的时候，念把妇女和小孩子们听，他们若是有一句半句不懂，必定把这句改掉。这正合于大诗家白香山做诗使老妪都解的故例。所以他虽不曾多读书，不多识字，我却承认他有文学心孔的人。”整个文风，明白如话，正符当年合胡适之、周作人等提倡白话文的要求。
细看全书，所用曲调偶有今天的清曲所没有的，如滩簧调、香火调。最有价值的是版权页，罗列了若干“校订者”的姓名，如裴福康、尤庆乐、王万青、黎子云、葛锦华、周锡侯等，均为一时清曲翘楚，也可知作者的确曾将其唱词交给这些清曲家试唱。印刷与发行者是薛泰昌铅石印刷局，地址在左卫街（今广陵路），每册定价大洋一角二分，都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。这对于研究扬州近代的印刷史，也是罕见的材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