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狮注册他们从事着情报收集工作，或长期隐蔽在城市里，或潜入敌人内部，根据革命的需要不断变换着身份和形象，隐姓埋名、形迹神秘，高深莫测。

　　福建龙岩市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，一座并不显眼的坟墓旁，有一块黑色石碑，碑上这段墓志铭的撰写者是。

　　陈云、潘汉年、李克农、曾希圣等是这位墓主人的战友，王世英、汪锋、南汉宸、等与他曾一起共事。

　　1896年时，福建连城县出生了一个名叫项与年的男娃，原名项廷椿，后因为革命工作需要化名梁明德。

　　1926年春天,担任海外部部长的彭泽民，相中了活动能力强, 在南洋有众多好友，会讲福建话、客家话、广州话、潮州话的项与年。

　　项与年善于交际,热情豪爽，乐于助人,很快在三马林达市的福建籍侨胞中结交了许多好友,赢得了大家的信任,成为当地华人社会家喻户晓的华工领袖。

　　他不仅发展了一批党员,建立了5个党支部,而且还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,建立了三马林达党支部,他担任党支部书记。

　　1927年的五一劳动节, 项与年借这个“劳动节”的机会，在巴厘巴板发动华侨工人走上街头。

　　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,愤怒控诉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罪行,号召广大华工团结起来,反对殖民主义,并带领大家高举彩旗。

　　结果激怒了殖民当局，项与年不幸被捕，在长达5个月的审讯中, 他经受了严峻考验。

　　后来，经过华侨社会强烈抗议和我国外交使馆的交涉, 殖民当局下令将他驱逐出境。

　　同年10月,项与年身无分文地回到离别一年多的家乡,乡亲们都以为是他运气不佳,没有经营好生意。

　　此时,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彻底破裂,蒋介石背信弃义,大肆屠杀人,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。

　　考虑到项与年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,党组织决定让他到上海中央特科三科工作。

　　中央特科是周恩来提议并亲自领导建立的中央情报和保卫机关,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者的安全; 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,搜集情报;惩治叛徒特务,消除隐患;营救被捕及管理电台等。

　　项与年立刻带着妻子和儿子,告别了父老乡亲,搬到繁华的上海市中心大世界附近的八仙桥,从此成为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主力之一。

　　这一时期的项与年，行动神秘,常常头戴礼帽,身穿长袍,提着公文包，进进出出,俨然一副商人打扮。

　　项与年曾和中央特科红队的战友在市区击毙叛徒白鑫和三名特务,震惊了上海滩。

　　还配合红队在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营救彭湃,虽然营救失败,但这仍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传奇经历之一。

　　1933年10月, 中央特科选派项与年、刘哑佛等人前往德安配合莫雄执行秘密使命。

　　莫雄是进步人士,曾经要求加入,与中央特科领导人李克农等有秘密交往，他一直在暗中支持着。

　　项与年等地下党员一方面派人与当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联系，另一方面让莫雄派出国军部队，有模有样地与红军打几仗，制造红军战败的假象。

　　莫雄创造了“剿共战绩”，蒋介石极为高兴,传令嘉奖,并破格指示邀他上庐山,出席牯岭高级军事会议。

　　会议是在警戒森严和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蒋介石亲自主持，开了整整一个星期，公布了“铁桶围剿”计划。

　　国军决定用150万大军，在同一指定时间突然加以包围，以瑞金为中心，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。

　　为包围争取时间，一旦包围圈形成，12个师随即撤离，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。

　　每日推进1.7华里左右，逐步缩小包围圈，每推进一华里，就布上一重铁丝网；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。

　　计划中对某个部队或单位何时必须到达某个位置，铁丝网休息预留缺口，何地装以鹿砦、拒马、何处建弹药库、粮秣库、医院、绷带所、有线电话网及中继站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。

　　会议发给每位与会人员的文件就约有三四斤重，可想而知，蒋介石对这次行动的重视和其野心可窥一斑。

　　里面装有这次计划的总动员令、各种图表、150万兵力的具体部置、各战斗队的进攻路线、日程安排、战斗序列、及蒋介石语录等等。

　　事实，蒋介石在会议前数月已经开始准备，德安一带运来了大量的铁丝网，美制军用新卡车1000辆……

　　如果不及时告诉项与年等人，待蒋介石实施了他的“围剿计划”，到时候怕是一片刀山火海，几十万生灵将惨遭涂炭。

　　项与年等人快速翻看着重达三四斤的绝密文件，这个毒辣的、处心积虑的计划一旦成功，几十万红军将在劫难逃。

　　项与年和战友立即行动起来，将绝密文件的中心点以特急电报发往党中央，然后把文件的详细内容用特种药水写在了四本学生字典上。

　　项与年把自己打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，将这四本字典和牙膏、水杯、牙痛水、布鞋和两件旧衣服装在袋子里，连夜出发了。

　　在快到南昌的一个关卡处，敌人要检查项与年的袋子，他急中生智，与敌军的军官周旋道：“老总，我的牙痛又发作了，让我先找点牙痛水点上哈。”

　　他一边找牙痛水，一边把字典快速在敌人面前晃了一下，说：“袋子里就几本字典，本人教书用的。”

　　项与年将抄有绝密文件的字典带到南昌办事处后，想到后面的路途会更加凶险，他找来几位年轻精干的地下学员将文件内容缩写密录在薄纱纸上，将它们藏在鞋底，趁着月色继续赶路了。

　　项与年为了情报能万无一失地送到党中央的手中，自知自教书先生的身份恐有闪失，于是他心生一计， 何不把自己扮成一个乞丐？

　　他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，用砖头敲掉了自己的的颗门牙，巨大的疼痛让他昏迷了好一阵。

　　饿了就吃一口干粮，渴了就喝一口河水，实在困得不行就在树底下眯一会儿，路上没有什么人的时候，就抓紧时间疾步如飞。

　　树枝刮破了他的衣服， 石子磨破了他的鞋子，加上敲掉牙齿后血淋淋的嘴巴，像极了一个逃荒的乞丐，没有人愿意多看他一眼。

　　又一处敌人的关卡处，凶神恶煞的哨兵瞪大了眼睛问项与年：“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？”

　　他谎称在一个大户人家要饭时，主人不但没有施舍给他反而放狗来咬他，他慌忙躲避奔跑时跌倒摔成这个样子。

　　就这样，他一路风餐露宿，历经无数艰难险阻，用了6天的时间把这份绝密情报亲手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。

　　周恩来看到项与年这幅模样，心里不是个滋味，连毛主席都感慨地说：“搞情报的是立了大功哩！”

　　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受军委之托，特派项与年专程到广州接莫雄来首都出席国庆典礼。

　　李克农代表军委设宴招待莫雄和项与年，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席宴请二位英雄，热情赞扬了他们的历史功绩。

　　就在项与年乔装乞丐，舍身为党传递情报之时，他在上海的家已被反动派查封, 妻子和被关进监狱。

　　1936年,18岁的项南离开上海辗转到福建长乐县园艺场劳动就业,同时也开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

　　1939年秋,项南由福建去广西后经香港再北上,到达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。

　　在抗战烽火连天的日子里, 项南常常思念自己的父母和小妹,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。

　　他不知道父亲的生死去向,也不知道母亲被捕出狱后一直流落他乡, 更不知小妹早已染病夭亡。

　　1943年,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审干运动,每个干部都必须详细说明自己的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、父母和本人的历史、家庭经济来源

　　们都轻轻松松过了审查关,唯独项南对父母亲的历史和职业常常含糊其词,只能笼统说父亲是做生意的,常跑码头,但不开店;到底做什么生意, 他也说不清楚。

　　他还说自己小时候看到家中来往的大人都是戴礼帽、穿大褂的商人。问“是资本家吗”? 回答“不是”。

　　幸好当时有位领导人思想开明，他说:“在我们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里,儿子说不清老子, 老子说不清儿子的情况太多了。审查了这么长时间, 项南还说不清楚,那就算了,在斗争实践中考验吧! ”

　　旷日持久的政治审查, 从此暂告结束,项南终于摆脱了困境, 重新获得了自由。

　　但因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,为红军及时转移立下汗马功劳,加之他的战友王世英、汪锋、李克农、等人都在西北工作, 所以整风审干运动中, 并未遭遇任何麻烦。

　　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,项与年隐约听说儿子长大成人后也参加了革命, 在安徽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当干部。

　　他喜出望外地给时任安徽省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, 拜托代寻失散十多年的儿子。

　　曾希圣说：“他的这个老战友梁明德（项与年的化名）是福建人，30年代他们一家人曾住在上海八仙桥附近，是地下党员……”

　　项南马上说：“巧了，我也是福建人，小时候也住过八仙桥。当时我父亲做生意，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 24 号。”

　　项南有点懵：“怎么会呢？那里明明是永安公司大老板的家，怎么会是地下党联络点呢？”他以为曾希圣记错了。

　　得知父亲是红色特工，还是红军长征的促成者，项南当晚激动得睡不着觉，提笔给远在沈阳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，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写了进去，他要让英雄的父亲知道，什么叫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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